[26]同前注[15]，詹宁斯书，第92页。
[2]蒋碧昆、刘茂林：《改革与中国宪法发展》，《法商研究》1994年第2期。[35]刘作翔、马岭：《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在宪法领域，中国面临的首要需求是严格实施宪法，监督宪法实施，其次是进行宪法解释和必要时修改宪法。[3]还有学者列举了包括中共中央修宪建议权在内的7种宪法惯例。[24]参见刘作翔：《特殊条件下的法律渊源》，载《金陵法律评论》2009年春季卷，第78～92页。在有宪法典的国家中，宪法性法律这个概念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应该说，人们还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章程作为宪法让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加以遵守的情况。
[14]也正因如此，我们在使用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时，特别需要注意讨论时所处的语境。党的一大成立通过了党的纲领，二大起称为章程，迄今经过了15次修改。当然，这也是一个反复试错与博弈的过程。
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一新传统的转型。公法不再仅是政治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更成为一种服务或一群公务人员的组织规则。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文化体制。诱致性变迁体现了将分散的社会信息—主要是基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制度需求信息与权力（利）需求信息—集中化的过程。
三是市民社会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的积极力量。通过对国家职能的调整而刷新基本制度，实现结构性关系的重新组合。
[5]季卫东：社会变革与法的作用，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注释:[1]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行的改革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旧传统的转型，其显著的政治特点是等级制、官本位、人治观念。其二，调整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行政法律规范越来越多，有权机关逐渐意识到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手段对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重要性。
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并鉴于我国现实生活中政治权力的严重失范而导致的权力极度膨胀，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以社会制约权力的主张并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法与私法在概念上开始界分，公法体系出现了变迁。其中有的反应比较直接、比较迅速，但多数反应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具体的因果关系也未必都那么一清二楚。[5]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中国自周秦以来就建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政治国家为根本的一元社会结构。
这些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产生新的社会变迁，引发新一轮的法与社会的互动。第二，起源于公法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变迁，通过法律制度最终仍然作用于外部环境，即仅仅把公法作为媒介的社会变迁。
一方面，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它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国家的制度来约束国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发挥监督和参政作用。但是，我国公法近20年的诱致性变迁也比较明显，尤其是起源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土地使用制度变迁、起源于乡镇企业的政企关系制度变迁、起源于市场竞争的经济组织形式与竞争规则变迁。
托克维尔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并鉴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局限，才提出了著名的以社会制约权力的主张。摘要: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8]由于诱致性的公法变迁主要生成于社会，在正式制度形成之前就己经历了较长的试错过程，基本上是根植于本土又适应现实需要的。[3]此四种类型中，社会变迁所引起的公法变迁最为常见。一是通过宪法修正案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许多中国学者主张，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具体策略是：采取理性的渐进的分两步走的办法，亦即两个阶段发展论
该条款确认了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党治 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地位反映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执政党执政的方式。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自然段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第15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该条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的人民军队属于党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这一宪法原则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和第5条第4款。
第四自然段规定：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2年《宪法》继承和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优良传统，在宪法文本中科学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并通过三次修宪活动，不断丰富执政党宪法地位的宪法内涵。
《共同纲领》序言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5)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6)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最后，规定公民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即公民有拥护执政党的义务。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2条规定：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于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地位，主要是肯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上的合宪性，当然，作为宪法所肯定的治国理政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具体包办国家事务）成为宪法文本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宪法原则。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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